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易甫表示,許多的青年因薪資不高感到生活難以負荷,加上青年失業率高和就業不易,使青年貧窮成為現象。巨觀原因是產業結構的轉變,從製造業轉型到服務業的比例增高,服務業的佔比會影響新世代收入情況,此外,服務業主要依靠勞動力,薪資調升幅度較小,再加上近幾年通貨膨脹影響,對於青年而言薪水彷彿在縮水,因此形成「窮」的現象。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易甫認為,青年貧窮現象不限於經濟層面,青年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賺取相同的薪資,或者是減少自己的休息時間,多兼一份工作、多賺一份薪水。他表示,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青年過度使用自己的身體,可能導致他們缺乏睡眠、營養,使健康狀況亮紅燈。
舒心心理諮商所所長劉素鳳指出,青年憑微薄起薪生活,每日面臨生存難題,為獲取更多薪水只得付出更多時間加班,將時間奉獻給工作,屬於自己的時間少之又少,青年被生活所迫,拖著沉重身軀與疲憊心靈,進而產生「厭世心理」。
舒心心理諮商所所長劉素鳳表示,青年貧窮不僅是財務負擔,還有心理上的壓力,「厭世代」青年常有疲憊、不安定感,因低薪而失去夢想,且對未來充滿徬徨,無法鼓起勇氣嘗試解決現況,亦是造成躺平族增加的原因。
他直言,青年並不是缺乏努力,而是付出無法獲得相應報酬,窮忙生活迫使他們不得不轉換跑道。有些人選擇出走到高報酬熱門產業;有些人選擇躺平,放棄自己的人生目標;有些人即使財務狀況不佳,為了喜好仍購買奢侈品,過上精緻窮的生活。
同時他也認為,社群媒體廣泛被青年使用,既定成功的形象、維護自尊、社會期望和壓力都是形成精緻窮的主要原因,透過購買奢侈品或自身難以負擔的物品滿足虛榮心,緩解心中的焦慮,反而凸顯精緻窮的族群內心的不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林佩蒨認為,訂立最低工資無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但有其設立的必要,若無此機制,則需仰賴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將成為「被剝削的群體」。他補充,假設政府未來大幅調漲薪資最低工資,將影響人力成本較低的產業,極有可能將人力成本反映在物價上,物價節節攀升以應對高成本,亦可能造成產業出走,形成惡性循環。
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黃若薇表示,當然希望薪資越高越好,但也要考量產業別的狀況。他指出,假設產業已處於黃昏期,貿然提高薪資恐造成負面骨牌效應,導致企業倒閉、員工失業;但若產業本身獲利不錯,則應給予員工更高的薪資和福利,方可吸引人才、提升工作效率。
他建議,勞資雙方應建立良性循環的職場環境,創造雙贏局面,如:有賺錢的產業,應給予員工更好的福利和薪資,同時求職者應也應順應潮流,提升自身技能和競爭力,有了相對專業的能力,公司自然會用高薪雇用員工。
他建議,政府可以提供資源補助,協助企業提高員工薪資。另外,企業本身也要積極開拓商機,增加營收。尤其是台灣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特別需要拓展國際市場。他進一步補充,韓國以大型企業為主,台灣則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是造成兩國薪資差距的原因之一。在韓國,進入財閥企業工作是許多人的夢想,所以員工願意忍受較高的工作壓力和較長的工時,台灣則比較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因此員工較不願意加班或應酬。
因此他提及,薪資水平與產業結構、歷史發展等因素都有關聯。要解決薪資趕不上通膨的問題,需要從多方面著手。
貧富差距指在社會中每個人的經濟資產不相等,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說明,分配差距分為「所得分配差距」及「財富分配差距」,前者指勞動所得的收入,後者則指資產的累積,如不動產、股票、車子等等。富人勞動所得即使跟一般人相同,只要手上的資產增值,就會導致財富差距,進而造成貧富差距越大。他直言,「一般人沒有辦法依靠儲蓄發家致富,以現在的情況來講,甚至永遠不能買房子。」,決定富裕的關鍵就在他們手中是否握有資產,有了資產才能享受其所帶來的利益。
談到所得差距,吳嘉隆表示投資的重點為:教育、醫療健保、住房、社會福利。他進一步表示,德國重視職業教育與技術訓練,培養畢業生一技之長的能力,或讓在職者進行職業培訓,學習新的技能。教育代表了對人的投資,所學越多勞動收益就越高,要讓一國的經濟基礎穩固,提供教育機會相當重要。
關於縮減貧富差距的方法眾說紛紜,吳嘉隆強調,課徵富人稅是錯誤的,劫富不能濟貧,對富人課徵稅收後,弱勢者依然沒能增加收入,反倒引起富人反彈。真正要做的是幫助低收入者取得較高收入,比如提供工作機會、職業訓練,縮減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
吳嘉隆鼓青年創業,青年擁有無限想像空間,他提出創意、創新、創業的三創內涵,創意是將靈感變為藍圖,創新是把藍圖化為產品,而創業則是把產品變成一項事業,從小小的創意開始,再進行創新,最後創業。
他認為,青年能從傳統產業去學承擔風險、培養能力,之後跳槽到新興領域,也在舊有領域發光發熱,對他們而言都是一筆收穫。「走過三創的過程才叫做人生,如果只是墨守成規的上班族沒有意思,一定要另行出路,力求自己的事業發展。」他重申青年野心的重要性,即使遇到困難也要有逆境上游的決心,有雄心壯志便會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
林佩蒨表示,勞資雙方生產利益分配不均,很可能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也間接反映了青年貧窮的現象。因在企業經營獲利過程中,分配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獲利最高的往往不是付出勞力的員工,而是挹注資金等待獲利的股東。
他指出,有人認為課徵富人稅能減緩貧富差距擴大,倘若增加富人稅收政府就能有更多資源改善社會福利制度。但若課徵更高的稅收,可能導致富人放棄國籍離開台灣,他們創立的企業可能面臨關閉,導致更多人失業,造成反效果。他強調,課徵富人稅目前還沒有定論,各有利弊。
林佩蒨坦言道:「現在這個世代找工作不難,但要找到能夠養家餬口、能夠過一個不算太差的工作可能很難。」他補充,目前仍無絕對解方消弭青年貧窮現象,除了政府、企業、學校和社會提供的政策協助外,處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青年也需培養多項跨領域能力,將專業技能結合未來趨勢,青年應主動充實,擺脫躺平印象,在通膨社會下才能脫穎而出,有效緩解青年貧窮問題。
陳易甫用巨觀的角度來解釋為何造成貧窮,其原因為整體產業結構的轉變。因應時代變遷,許多傳統產業轉型為服務產業,例如:製造業轉為服務業,現今服務業在所有職業的占比最高,根據主計處統計,112年勞動力參與率平均為59.22%,就業結構比最高為服務業60.50%,代表超過五成就業人口從事服務業,在主計處公布的111年統計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中,2022年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83萬8,294元,根據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統計,服務業年收入平均數為68萬元,未滿25歲者為36.9萬元,25歲到29歲者為54.8萬元,而平均數值最高落在50歲到64歲間,為80.2萬元。
服務業類型中,金融與保險業年收入在平均數和中位數皆為首位,全體分別為119.8萬元和103.7萬元,其次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住宿及餐飲行業則位居末位。
陳易甫表示,由於產業類型過於集中,加上服務業通常不需技術,僅需付出勞力,薪資較難向上提升,再加上近年因疫情、俄烏戰爭等造成世界通貨膨脹,即使政府積極調漲最低薪資,民眾依舊對此表示影響不大。
舒心心理諮商所所長劉素鳳表示,精緻窮與躺平族反映出當今社會現象,並非心理疾病。
他認為精緻窮有債務負擔和影響消費市場的問題發生,購買自身負擔能力的極限甚至超過負擔能力的物品,利用借貸、分期等超前消費的方式,短暫提升消費水平,使青年在財務方面增加壓力,也陷入消費主義的迴圈中,這並非健康的經濟型態。其次,精緻窮過度追求精緻的生活來維護自尊心,當無法再維持同等的生活時,心中落差感過大,挫折感也會倍增,在社會極端面相來說,可能造成犯罪的問題,影響社會穩定性。
躺平族因為對社會失望,認為承擔不起未來的壓力,與大眾既定印象中的成功背道而馳,不進入勞動市場,勞動力供給減少,經濟成長速度可能變慢,連帶影響結婚率和生育率都可能受到影響。
劉素鳳坦言,青年需先自我檢視是否有盲目跟風的行為,並且改變固定對成功和自我價值的想法,並非成為富人才是人生成功,也不是手拿名牌包、出入高級場所才是上層階級的展現,拓大交友圈,縮小遠大目標,設立短期以及容易達成的目標,不僅能增加成就感、重新找尋自我價值,也能減緩追求遠大目標隨之而來的焦慮。
其次,他認為政府可以開設財務管理以及職業訓練的教育課程,建立財務支配的觀念,提高自身競爭力,提升生活水準。針對精緻窮以及躺平族的族群分別為設立薪資福利政策和貧困家庭的補助,取締不實廣告的散播,減少消費主義的盛行,以及擴大免費諮商服務的次數,協助青年適應社會環境,多參與資源分享的平台和機構,拓大視野和生活經驗,增加社會參與的機會,建立「工作屬於社會責任」觀念,並且在社區服務加強社會觀念,避免青年因害怕異樣眼光的投射,造成更大的心理壓力而不願意求助他人。
徐佳馨表示,現代年輕人買房的壓力相較以往提高許多,無法與父母輩甚至是祖父母輩相比,此外,受限於沉重的經濟壓力,加上青年注重生活品質,買房可能需犧牲許多休閒娛樂,多方面的衝擊使青年購屋的動機和慾望降低。
他觀察近年台北市平均購屋年齡約落在45歲以上,買房年齡高齡化,他認為原因除了需要花更多時間籌備資金,還有青年低薪化問題。除科技業等收入落差大的職業外,愈來愈多年輕人將目光集中在郊區購屋,看準價格較市區低廉,以及郊區許多預售屋的建案,可以用更便宜的資金購買到全新的房子,入手門檻也較低,在房屋總價、地段和屋齡之間做取捨,緩解青年籌備頭期款的壓力。
徐佳馨認為現今的房價負擔力已成為不可逆狀況,房價負擔能力是根據房價和薪資來衡量,大幅度的調降房價已不太可能,因此他認為解決方式就是增加薪資以及建立健全的租房市場,讓買不起房的青年能以合理價格租到房子,搭配現在財政部積極查稅和內政部提供補貼,改善台灣不動產市場中人民利用各種方法規避打房的法規,建立透明的租屋市場,或是借鏡新加坡的政策,將租金作為公基金,存到一定數目時可作為頭期款來買房。
黃若薇說明,一般大眾認為,青年貧窮的主要原因是低薪和通膨,其實真正癥結點在於教育體系的扭曲。他進一步表示,過去二十幾年來,台灣的教育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教育過度強調學歷和文憑,忽略了職業技能的培養。
這種教育體系導致嚴重的學用落差,許多青年的受雇能力與企業需求存在很大差距。學用落差的影響對弱勢群體尤為嚴重,來自弱勢家庭的青年,往往缺乏良好的教育資源和家庭支持,在求職時更加困難。他補充,新冠疫情也對青年就業造成了重大衝擊,在疫情期間畢業的青年,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在求職時更加不利。
黃若薇認為,台灣在推動教育改革時,應要有更完整的佈局。技職教育的核心是實務能力的培養,因此在技職教育中加強實務性教學,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實際工作,提升實務操作能力。除學校教育外,學生也可以透過打工、參加社團等方式,培養自己的職業技能,並且透過這些活動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等軟實力,這些能力在職場上也至關重要。
黃若薇分析,台灣的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多為低薪、非典型就業,吸引力較低。然而,隨著AI世代來襲,部分傳統產業正在逐漸消失,相關從業人員面臨失業風險,也對現今青年帶來巨大打擊。他表示,人工智能(AI)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將對未來的職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未來可能超過一半的工作都會被替代,其中以高重複性、高危險性和低薪的工作。例如:在製造業,機器人可以替代生產線上的工人;在服務業,將可替代客服人員、收銀員等。與此同時他也提出觀點,若抓住AI發展趨勢,反而是種助力,可以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也能拿到更優渥的薪資,例如:人工智能工程師、數據分析師、機器人維修員等。
他補充,AI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就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帶來就業挑戰,也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因此,在時事和科技的快速發展下,青年應積極思考如何將本來的專業結合時事和科技,重新創造升級,以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如果原來的職業已經被替代,或者正在面臨被替代的風險,就應及時轉型到新的職業。
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顯示,青年抓住『民以食為天』的準則,創業行業以特色小吃居多,其次則是咖啡茶飲、早午餐。
另外,受到社群軟體盛行、行動經濟崛起,提供創業新的宣傳管道,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透過手機購物,為網拍代購及服裝飾品等線上創業帶來極大的便利。
因為社群經濟的關係,也有許多人會選擇從事微商,透過個人社群平台進行銷售的商業模式,創業成本低、投入資金少、靈活度較高,都是吸引創業者選擇微商創業的原因。
黃若薇認為,疫情後人們重視健康和養生,健康養生等相關產業具有發展潛力。另外,長照也是相當熱門的選項,隨著人口高齡化,銀髮族群的照護需求日益增加,子女為了給予父母良好的後半輩子,願意在照護方面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
由於實體店面租金成本高、消費者購物習慣轉變,使得電商零售成為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不限於大型電商平台,小型自媒體也可以參與,對於沒有時間或精力自行經營電商業務的企業,可以選擇聘請小編進行協助,省時又降低成本。
少子化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個別子女教育花費平均提高就使數位教育出現商機。同時AI技術將在各行各業得到廣泛應用也是一大創業趨勢。在知識經濟時代,跨領域人才將更具競爭力。黃若薇建議青年創業者可考慮培養多項跨領域能力,如程式設計、金融相關知識,提升自身競爭力。
青年大多已完成學業,並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具備創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也較有活力和衝勁,敢於冒險和嘗試,再加上政府和民間團體也提供了許多青年創業扶持政策,為青年創業提供了便利。
原物料和人事成本不斷上漲,創業成本也隨之提高,除此之外還有時間成本的考量,許多人認為創業可以自由、彈性地安排工作時間,實際上創業者的工時往往比一般人更長,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十小時的人不佔少數,除了工時長之外,在種種壓力下,青年創業者變得更加謹慎。